几位中国移民眼中的瑞典

 

    写下这个题目时，心里颇有点惴惴不安，虽然已经在瑞典生活了4年，也在这里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但毕竟没有做过社会调查，妄自揣测别人的看法，终究还是有点心虚的。不过，我将尽量从客观的角度转述一些亲耳听到的描述，向大家透露一下几位生活在瑞典中国移民的点滴感受。说起来，我在瑞典所结交的中国朋五花八门，有在这里打拼多年、“功成名就”的名校教授，也有初来乍到、海外求学的莘莘学子；有靠头脑养家的IT企业“攻城狮”，也有靠手艺吃饭的“走街串巷”的理发师；有漂洋过海寻求真爱的外嫁女，也有雄心勃勃投资创业的“个体户”。他们基本涵盖了在瑞典的中国移民的各种类型。

    当初我来瑞典，是征求了好友陈教授的意见，他和妻子是我在美国时结交的朋友。当年，他们夫妇二人从瑞典的两所名校奔赴美国做博士后，学成之后，又双双返回瑞典。当我拿到卡罗琳斯卡医科大学的offer时，已经作为“海龟”在上海的一家外企任高级职务，如果接受瑞典的工作，工资会下降很多，这多少让我有些犹豫，于是就给已经在瑞典定居的陈教授打电话。他一接到我的电话，就极力“怂恿”我接受这个offer，让我不要“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要眼界开阔”。他认为我能到卡罗琳斯卡这个世界名校，不仅是回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工作环境，而且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平台上，有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而且，瑞典的社会福利是众所周知的好，儿童有更宽容的生长环境和发展空间，小孩子在这里成长，可比国内幸福多了！我在电话中不耐烦地打断他说：“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你能说点更实在的么？”陈教授立即来了一句：“我们这儿PM2.5不超过10。”我一听，顿时哈哈大笑，因为陈教授知道我在美国时是做环境健康研究的，他一下就点到了我的“死穴”。和陈教授交谈后不久，我就毅然辞去了外企的职务，只身一人赴瑞典先行“探路”，短暂的适应之后，终于下决心把全家接了过来。后来，和陈教授聊天时，他向我坦白，其实他当初“诱惑”我来瑞典，还有一点私心，那就是相对于其他欧美国家来说，北欧的中国移民比例还是很低的，他们俩口子有时也难免觉得有些孤单，这时有个老朋友主动送上门来，他岂能不赶紧“骗”过来？我装作恍然大悟地样子对他说：“既然我是你们骗过来的，那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就得由你们负责了！”

    作为学术圈的人，我的朋友中有不少与陈教授夫妻有相同的经历，都是在瑞典求学、谋职、成家、生子，最后立业，经过10来年的奋斗，在瑞典扎下了脚跟。他们当初留下来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可以心无旁骛地同时兼顾到家庭与事业，而不必像在国内那样，在工作之余还要应付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留给家庭的时间很少。不过，他们也坦承，虽然瑞典是在反对歧视、崇尚平等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如同在其他欧美国家的中国移民所感受到的一样，瑞典也存在“看不见的天花板”，虽然这层“天花板”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大、那么厚，但作为中国人，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站稳脚跟，必须比欧美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的确，无论是在grant（研究经费）评审还是职称评审方面，我所认识的中国移民学者普遍都觉得他们的机会比瑞典本土学者要少。再拿我的另一位中国朋友来张博士来说，在瑞典读完了博士，又做完了博士后，学术成果颇丰，可是到最后找工作时，却屡屡碰壁，拒绝他的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无法用瑞典语自如交流。而实际上，他所应聘的这些岗位，会不会瑞典语是没有或只有极小影响的。据他所说，最后得到职位的都是一些学历和经验远远不如他的瑞典本地或欧美应聘者。以至于他最后总结到，瑞典的很多职位广告，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招人单位已经有了内定的人选，但是为了应付一些法律上的规定，登个广告、走个过场而已。虽然我不完全赞同这一点，因为我目前从事的两份工作，都是通过应聘得到的，但我也承认他说所的这种现象，确实在一些地方存在。所以，想要在瑞典发展的朋友，最好利用时间掌握一些瑞典语，这样也能让招人单位少一个拒绝的借口，不是吗？就像那只凭借一声“喵”从猫嘴里逃生的小老鼠所说的：“多掌握一门外语，总归不会错的！”

    像陈教授、张博士这样的学术型中国移民，在瑞典占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他们分布在瑞典的各个大学、研究所、高科技企业、银行和金融证券公司，已经成为了促进瑞典社会发展创新的重要力量。除了学术型移民，还有像我的另一位朋友霍大姐这样的经济移民，她可以说是以“自雇”形式赴瑞典创业的一个典型。她和她的先生在中国时就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在好几座旅游城市都开设了连锁酒店。当年为了女儿上大学，他们曾在几个投资移民的热点国家中犹豫不决，最后一不作、二不休，那些热点国家一个都没选，而是选择了瑞典这个“冷”门的北欧国家。霍大姐是我太太的老朋友，有一次我们到她在乌普萨拉的家中做客，我问及她为什么会选择瑞典，她爽快地回答我：“干净、简单！”她告诉我，当初她到瑞典办“自雇”移民时，跑了移民局、税务局和劳动保障局好几个部门，受到的接待完全不同于她以前在中国的经历。按她的话说，以前她在国内也算是个“有身份证的人”，可是到哪个政府部门去办事，也都是怀着老鼠拜见猫的心情。我忍俊不已地对她说：“你说得还真形象。”她说，她每次到政府部门办事，都是满脸堆笑、心里憋气，生怕一句说错得罪了哪位“猫”，人家随便一个理由，就能让她来来回回跑断腿。而在瑞典的经历完全颠覆了她对政府的印象。她接触到的几位办事人员，虽然节奏很慢，开始让她等了不少时间，但是接待她时非常耐心、细致，态度和蔼更不用说。有一次，她到劳动保障局办理她先生的雇佣手续，接待她的办事人员Lena女士需要她出示移民局批给她先生的居留类型，而她那次正好忘了这一点，顿时感觉这次是白跑一趟，心里“拔凉拔凉的”。没想到Lena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自责可能是他们的工作网站上没有说清楚，连连安慰她没有关系，立即帮她打电话到移民局查询。在确认了她先生的居留类型是可以工作的之后，还指导她填好了相应的表格，因为她的英语是“半生不熟”的水平，瑞典语更是一窍不通，前前后后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此期间，Lena女士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耐心的态度，帮她收集、复印了所有需要的信息，就是避免让她多跑一趟。不过，霍大姐也说：“瑞典的政府部门也存在着‘踢皮球’、做事拖拉的情况，但是至少我再也没有受过‘猫’的气了。就冲这一点，我们两口子就决定在瑞典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现在，他们成功地开展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北欧游学项目已经两年多了。在不久前的一个电话中，她兴奋地告诉我太太，她要把事业开创到北极圈里去！她已经和朋友着手在Abisko开一家中国火锅店，要为所有追逐极光的中国游客提供火辣辣的中国式温暖。她还透露，以前她在国内开设连锁酒店时，多多少少都会想法避一些税，按她的话说：“我逢年过节也少不了孝敬那些‘猫’们，难道这不算‘纳税’么？”我听了，竟无言以辨。“不过，”她接着说，“到瑞典后，我根本不用考虑给政府部门送‘红包’，那不是自投法网吗？既然他们能透透明明、公公正正地办事，那我干嘛不干干净净地挣钱、清清楚楚地纳税？心安理得地过小康，这不是幸福是啥？”

    我不敢说陈教授、霍教授是在瑞典移民的典型，因为瑞典的中国移民过来并留下的原因还有百种、千种，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通过陈教授和霍大姐的言谈，从侧面增加一些对瑞典的了解。总的来说，瑞典是一个包容移民、多种族融合的国家，相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中国移民比例很小，但他们平均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工作更加勤奋。他们虽然在参与瑞典的政治生活方面仍然不够活跃，但在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已经越来越多地展露头角。毕竟，在他们在身后有一个日渐崛起、再也不会被人轻视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