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错过大师的那些年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一生创作了六十多部剧作，如《半张纸》、《朱丽小姐》、《父亲等》……在欧洲，他是历史地位仅次于易卜生的剧作家，同时，也是诗人和小说家。

他是瑞典人。这一点对本文很重要。

他出生在斯德哥尔摩，父亲是一位船舶经纪人，看起来挺好，但家道没落；母亲是女佣，家庭收入少，子女多，生活拮据，母亲性格更是暴躁，对子女更是动辄打骂。

13岁时，斯特林堡母亲去世，他迎来一次改善生活局面的机会，然而，继母对他们态度更差，斯特林堡的生活雪上加霜。这种糟糕的成长环境，塑造了斯特林堡的性格。

斯特林堡拥有传奇的一生，但是在经济上，他却大都在举债度日。虽然随着名气变大，斯特林堡作品的发行量增加，但是斯特林堡缺乏计划性和经济头脑，生活总是在拮据中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经济困难让斯特林堡的情感和身体都趋于恶化，他曾在信件往来中反复抱怨，自己给两个哥哥造成极大的经济困难，孩子们交不起学费，桌子上堆满了没有支付的账单……斯特林堡始终被一种无力养家的愧疚感所包围。

斯特林堡的人生轨迹是当时许多瑞典人的缩影。

正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即便对于斯特林堡这样出色的人物，不幸与苦难仍然可能会伴随他们的一生。这种不安的现状也是瑞典社会进行自我进化的动力。更早的时候，从1884年开始，瑞典议会组织的“工人保险委员会”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准备并提出了养老金制度的报告，但遭到反对。1905 年，政府成立养老金问题委员会对瑞典老年问题进行调查，形成报告，并形成了养老金法案。经过多方博弈，1913 年，养老金法案通过。该法案几乎覆盖了所有公民，并对无力缴纳保险费的国民提供免费养老救济。

此时，斯特林堡刚刚去世一年。

当时的社保制度还不完善，也很难讲这个制度能够真正保障人们的生活。但是瑞典的幸运之处在于，它成功地躲开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有着充足的时间来完善和进化自己现代化的社会体系。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瑞典的社保制度逐渐发展完善成现在的模样。

和其他发达国家类似，瑞典现行的养老保障体系也是三个支柱：保障性养老金、收入关联养老金和企业年金，但是，瑞典发展出了自己的特点：

1、保障性养老金：收入越多，保障性养老金越少

最初，保障性养老金是一种普惠养老金年满65周岁、在瑞典居住满40周年的公民每年可以领取70000克朗的养老金，不满40年的按照每年四十分之一递减。所有瑞典公民都适用此类标准。

这种给付制度给瑞典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社保制度改革之后，保障性养老金和收入挂钩。若收入关联养老金低于44000克朗，国家负责补足到规定的70000克郎；当收入关联养老金在44000~105000克朗之间时，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收入越多，保障性养老金越少，当收入关联养老金超过105000克朗时候，不再享受保障性养老金。

这项政策的意图非常明显：你收入那么高，就不要来领取保障性养老金了，保障性养老金就用来救济低收入或零收入人群吧。这体现了瑞典政府为无收入和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兜底的责任与义务。这部分的资金来源于一般税收。

2、收入关联养老金：国家代为投资管理

收入关联养老金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各自缴纳9.25%，共计18.5%。缴费的16%计入个人账户，实行现收现付制度，由国家代为投资管理，以缴费记录作为依据，待职工退休之后，根据通货膨胀和工资状况核发养老金；其余2.5%的部分可以交给个人进行投资管理，雇员可以选择投资方式，实行完全累积制度，账户资金可继承。

3、企业年金：由基金公司负责运作

瑞典政府规定，企业可以按照职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职工建立年金，由私营的基金公司来负责运作。这种制度是瑞典政府引入竞争机制的表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瑞典企业年金发展迅猛，至今已经有90%的瑞典职工享受企业年金。

同其他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年金制度不同，瑞典的企业年金由公司支付，不需要员工缴纳费用；企业年金的管理和经营较为自由，但是必须接受监督和管理；企业年金的支付方式由员工选择。正是这诸多便利，促使了瑞典企业年金的迅猛发展。

20世纪60年代时，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一度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但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社保制度会所以得以持续，以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为前提。而这种前提是不可预期的。之后不久，经济发展放缓，福利开支难以为继，随之诞生的一系列问题，被世人讽刺为“瑞典病”。

瑞典政府针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多次改革，如调整养老金结构，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等，其改革过程值得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的法律规定中，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义务。瑞典同样有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三种方式，但政府希望最大限度地让老人居家养老。老人居住在家中，享受社会化、标准化的上门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内容。

瑞典几乎所有的自治市都会提供标准化的食物，并可以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将烹饪好的食物送到有需要的老人手中；市政府会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警报服务”，老人家中的警报系统与就近的“特护住房”(Special House)相连接，一边那里的职员在接到老人发出的警报之后能够及时做出回应和处理；对于日常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市政府可以向老人提供家庭护理援助服务，包括为老人打扫房间，帮助老人购物，帮助老年人办理邮局和银行业务，或者帮助老人进食、穿衣、康复护理等。除此之外，居家医疗护理与卫生保健也是瑞典居家养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居家养老配套。

即便在发达国家中，瑞典的这套制度也体现出了相当的优越性。瑞典通过这种全民普惠、按需提供、国家兜底的养老服务体系，在保证国民老年生活舒适稳定的同时，也缩小了不同阶层国民之间的差距，保障了社会公平性；家居养老体系完善，基本上覆盖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无需家人亲属中断自己的生活予以照料；家具养老服务业制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是许多养老服务岗位更加适合女性，这使得瑞典女性上岗比例非常高，这也是瑞典男女平权状况极好的重要原因。

后记：

假如斯特林堡出生在今天，事情可能将大有不同。瑞典有着超高的税收，作为回馈，瑞典财政几乎对国民从生到死整个过程进行了兜底。瑞典鼓励生育，从婴儿出生之日起，父母都有这超过一年的带薪假期，且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也可以领取不菲的津贴，这意味着斯特林堡的母亲可能不会因为生活拮据的问题对孩子施加暴力；瑞典有不菲的失业保障，即便没有工作，瑞典政府每月也会给予生活补助，这意味着斯特林堡即便在作品无人问津的低潮阶段也能安心创作。

如此假如，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这种假如也正是良好养老制度的目的——人们不受制于外物，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享受人生。